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下半场。”

下午的庭审，气氛变了。

不是更紧张了，是更沉重了。

像是一把悬了二十七年的刀终于落下来了，落下来之后没有想象中的鲜血四溅，只有一声沉闷的响，和一片漫长的寂静。

薛紫英继续作证。

她讲了周远山如何操纵诉讼，如何收买鉴定机构，如何利用信息差欺诈当事人。她讲得很细，细到某年某月某日，在哪个会议室，周远山说了什么话，她记在本子上的哪一页。

有些细节，连苏砚都不知道。

比如周远山不仅搞垮了她父亲的公司，还在之后的二十七年里，用同样的手段搞垮了至少七家科技公司。每一家都是先被侵权起诉，然后在诉讼过程中被挖出“关键证据”，最后要么破产清算，要么低价卖给周远山背后的资本。

七家。

苏砚在心里默念这个数字。

七家公司的创始人，有像她父亲一样从头再来的，有进了监狱的，有一个跳楼了，没死，瘫痪了，在床上躺了十五年。

苏砚闭上眼睛。

她想起自己为什么做AI。

因为她恨。

恨这个世界太不公平。恨有钱人可以用钱买通一切。恨她的公司做大了，就会有人来抢。

所以她做技术。

技术不会撒谎。技术不会受贿。技术不会在法庭上指着你说“这是你签的字”，而你知道那不是你的字，但你拿不出证据。

但现在，有人拿出了证据。

不是技术。

是一个背叛过别人的人，在最后一刻，选择了不再背叛。

休庭的时候，苏砚走到薛紫英面前。

薛紫英坐在证人席上，没有动。她的脸色还是很难看，嘴唇干裂起皮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
“谢谢你。”苏砚说。

薛紫英抬起头看着她。

“别谢我。”她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，“我不是为了你。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进坟墓。”

苏砚在她旁边坐下来。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苏砚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薛紫英看着自己的手，她的手在抖，一直在抖，从证人席上下来就没停过，“可能会离开这个城市。可能会换一个行业。可能……会去做法律援助。”

她苦笑了一下。

“是不是很可笑？一个帮人做假证做了十几年的人，说想去做法律援助。”

“不可笑。”苏砚说，“人都是会变的。”

薛紫英转过头看着她，眼眶红了。

“苏砚，我对不起你。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对不起你爸。对不起所有被周远山害过的人。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，但我……我还是要说。”

苏砚伸出手，握住了薛紫英的手。

那只手冰凉冰凉的，抖得厉害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苏砚说。

就这三个字。

没有“我原谅你”，没有“没关系”，没有“你不用愧疚”。

只是“我知道了”。

但薛紫英听懂了。

她低下头，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证人席的桌面上，发出很小的声响，噗，噗，噗，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桌子。

苏砚站起来，走出法庭。

走廊里，陆时衍靠在墙上，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。

他看见苏砚出来，把咖啡放在窗台上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今天结束了。”

“还没结束。”苏砚说，“还差最后一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把周远山送进去。”

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里没有恨，没有泪，只有一种很沉很沉的东西，沉得像石头，沉得像铁，沉得像她这二十七年来走过的每一步。

“会的。”陆时衍说，“我保证。”

法院门口的记者比早上更多了。

苏砚和陆时衍一起走出来的时候，闪光灯亮成一片，像是有人在放烟花。记者们的问题像子弹一样射过来，又快又密，根本听不清谁在问什么。

苏砚停下脚步。

陆时衍也停下来。

两个人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，肩并着肩，面对着几十个镜头和上百双眼睛。

苏砚开口了。

“今天的事，你们看到了。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二十七年前，有人用假证据搞垮了我父亲的公司。今天，有人站出来说了真话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。

“我用了二十七年，等到这一天。我希望下一个受害者，不用等这么久。”

说完，她走下台阶。

陆时衍跟在她身后。

两个人穿过人群，穿过闪光灯，穿过那些嘈杂的声音和刺眼的光，走到路边。

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。

苏砚拉开车门，回头看了陆时衍一眼。

“你不走？”

“你先走。”陆时衍说，“我还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陆时衍看了一眼法院大楼，又看了一眼远处停车场里那辆黑色的轿车——那是周远山的车，车窗玻璃是深色的，看不见里面坐着谁。

“去收个尾。”他说。

苏砚看了他三秒，点了点头，钻进出租车。

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陆时衍弯腰，从车窗里看着她。

“晚上给我打电话。”他说。

“好。”

出租车开走了。

陆时衍站在路边，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消失在车流里，然后转身，朝停车场走去。

风从背后吹过来，把他的领带吹得飘起来，像一面旗。

他没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