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的律师事务所开在CBD一栋甲级写字楼的二十七层，整面落地窗正对江景，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江心岛上的灯塔。但今天天气不好——从早上起就下着细雨，江面上雾蒙蒙的，灯塔的轮廓被雨幕晕成一团模糊的光晕。

他站在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，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，衬衫袖子卷到小臂。桌上摊着三份文件、两本案卷、一张从档案局调出来的旧判决书复印件，边缘已经泛黄发脆，折痕处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过，像一件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古董。

旧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。被告栏里写着“苏长河”——苏砚的父亲。判决结果：破产清算，个人承担连带责任。审理法官那一栏签着三个名字，其中一个他已经看了整整三天。赵知行。他的导师。那个在法学界德高望重、培养了无数优秀律师、上个月被他在法庭上当众揭穿罪行的老人。

苏砚推门进来的时候，陆时衍没有回头。她站在门口，把滴着水的伞收进伞架，风衣领子上沾了几点雨珠。她今天没有带助理也没有拎那个装满了商业文件的公文包，只拿了一个薄薄的档案袋。袋子里装着她花了好几年收集的旧资料，纸页边缘已经磨毛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看我欠你的那份东西。”

苏砚走到桌前低头看了一眼那张旧判决书复印件，没有拿起来，只是用指尖在“苏长河”三个字上轻轻划过。“这上面的名字——赵知行。他就是你导师？”

“对。我也是三个月前翻查他代理过的旧案时，才找到这张判决书。他当年不是审理法官，他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。苏长河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是他一手推进的，所有关键证据、证人证言、财产评估报告，都是他经手的。”陆时衍转过身来看着苏砚，眼神里有审讯时的冷厉，但冷厉底下是更深的疲惫，“他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。他是当事人。”

苏砚在沙发上坐下来。窗外的雨声闷闷地传进来，像是有人在远处敲着一面旧鼓。她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，没有打开。“所以我爸的案子——从源头起就是一场局。赵知行代表原告，联合评估机构做低我爸公司的资产估值，用合法的破产程序把他踢出局。然后拿走了他的技术专利、客户资源、供应链渠道。我爸奋斗了半辈子的东西，被他们打包卖了四百万。分到手的，还不够还债。”

“赵知行为什么要针对你爸？他们之前认识？”

苏砚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。照片上两个年轻男人并肩站在某所大学的图书馆前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笑容爽朗，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神色内敛。穿白衬衫的是苏长河，戴黑框眼镜的是赵知行。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本法学院教材，封面上印着“经济法概论”。“他们是同班同学。我爸当年在宿舍里跟赵知行说过一个创业构想——用算法优化供应链管理。几年后我爸真的把公司做起来了，赵知行却因为在律所被排挤，转而投靠了我爸的竞争对手。他在我爸对面亲手写了那套合法的杀人方案。”

陆时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雨水顺着落地窗的玻璃往下淌，把窗外的江景割裂成无数碎片。

“技术是你的，法律是他的。战场不同，武器不同。但他用法律杀你爸一次，我用法律替你爸讨回来。下周一赵知行案子的庭前会议，我想让你列席。”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盖了章的列席申请书递过去，“你不用发言，只需要坐在旁听席上。让他看见你。”

“让他知道苏长河的女儿还活着。让他知道当年被他踩在脚下的苏家还有人站在法庭里。”苏砚接过那份申请书，低头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——打印的宋体字，方方正正，不卑不亢。她把申请书放回桌上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，“你知道我爸破产之后做过多少种工作吗？搬运工、洗碗工、医院护工。有一年冬天他在建筑工地值夜班，半夜给我妈打电话，说工棚里漏风冷得睡不着，但上个月的工资结了可以给我交下学期的学费了。第二天他在电话里笑着跟我说——‘砚砚，爸爸很快就能东山再起。’后来他病了，笑不动了。再后来他连电话都拿不住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