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缓缓拿起一份曲解她观点最甚的报道，目光扫过那些充满偏见的字句，嘴角甚至浮起一丝淡淡的、近乎冰冷的笑意。

“我知道，方总。”她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一种看透后的笃定，“在日内瓦，当我决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就已经预料到会是这样。他们需要维持那个由他们定义、由他们解释、由他们裁判的‘普世伦理’话语霸权。任何挑战这种霸权，试图将话语权交还给具体实践、交还给多元主体的尝试，在他们看来，都是不可接受的僭越。所以，他们必然要歪曲，要攻击，要扼杀。”

她放下报告，看向方雨：“但我们没有退路，不是吗？如果按照他们的规则玩，我们永远只能是一个需要被‘规训’、被‘审查’的后来者，我们的发展空间会被他们用‘伦理’的名义一点点压缩，直到窒息。OEPC，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更是一种姿态，一种宣言：AI伦理的未来，不应该也不能只由少数人、少数文化来定义。我们要争夺的，是定义‘何谓伦理’、‘如何实践伦理’的话语权本身。这个过程，注定充满攻击和污名化。”

“但代价太大了！”方雨指着屏幕上“归途科技”再次跳水的股价曲线，“你看看！市值蒸发，融资成本上升，合作伙伴动摇，甚至可能影响‘铸盾’计划里一些需要国际合作的部分！我们本可以利用‘定盘星’和‘铸盾’的利好消息，慢慢修复形象，稳住基本盘……”

“然后呢？”韩薇打断他，目光灼灼，“然后继续活在他们的阴影下，每次创新、每次扩张，都要先看看是否符合他们制定的、可能根本不适合我们土壤的‘普世标准’？等着他们用‘伦理’的软刀子，一点点割掉我们的翅膀？方总，你比我更清楚资本市场的冷酷。一时的股价下跌，我们可以扛。但如果失去了定义自己道路、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，失去了在AI伦理这个根本问题上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性，那‘萤火’就真的死了，死在精神上，死在未来的可能性里。那才是万劫不复。”

方雨沉默了。他知道韩薇是对的。商业的竞争，归根结底是规则的竞争，是话语权的竞争。在AI这个塑造未来认知和权力的关键领域，失去定义“何为正确”、“何为道德”的能力，就意味着永远被边缘化，永远被审视，永远无法掌握真正的主动权。
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方雨的语气缓和下来，但忧虑未减，“舆论战我们打得很被动。他们掌握着全球主要的话语平台，我们澄清的速度，赶不上他们造谣的速度。资本市场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叙事。”

“被动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他们的战场，用他们的武器作战。”韩薇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那片由玻璃幕墙和霓虹灯构成的冰冷森林，“是时候，开辟我们自己的战场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战斗了。”

她转过身，眼中重新焕发出那种属于开拓者的神采：“第一，日内瓦的会，我们没输。我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，争取到了一些沉默的同情者，至少让那场所谓的‘全球对话’，不再只有一种声音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OEPC真正做起来，不是作为一个应对舆论的公关项目，而是作为一个扎实的、开放的、全球性的实践与研究平台。邀请那些真正关心教育公平、关心AI技术如何赋能而非宰制边缘社群的研究者、实践者、活动家参与进来，用实实在在的案例、真诚的对话、看得见的改变，来证明我们道路的可行性。真理不辩不明，实践是检验理念最好的标准。”

“第二，舆论上，我们不能只防守，要主动设置议题。他们不是攻击我们‘文化相对主义’、‘逃避监管’吗？那我们就大张旗鼓地讨论，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，如何看待技术与伦理的关系？现有的、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AI治理框架，是否真的具有‘普世性’？它在非西方社会的实践中，遇到了哪些问题？‘萤火’的实践，是不是在探索一种补充甚至超越现有框架的可能性？我们要把这场关于AI伦理的讨论，从‘萤火’是否合规的层面，提升到‘什么才是真正公正、包容、有效的全球AI治理’的哲学与政治高度。拉更多的学者、媒体、公民社会参与进来，把水搅浑，把话题做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