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季的第二个月，一场疟疾在营地中爆发了。

最初只是零星几例，像火星溅落在干枯的草原上，悄无声息，不起眼。但几天之内，疫情迅速蔓延开来，像一场燎原大火，吞噬了整个营地。每天都有数十人被抬进诊所，有的发着高烧，浑身颤抖；有的已经昏迷不醒，生命体征微弱；有的在被送来时，身体已经冰凉。

诊所里挤满了病人，走廊上、屋檐下、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到处都是躺着或坐着的人。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呕吐物的气味，混合着药物的味道和血腥的气息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。孩子们的哭声、大人的**声、家属的祈祷声，交织在一起，像一首悲怆的交响乐，日夜不息。

陆沉舟每天工作将近二十个小时。他的双手因为频繁消毒而变得粗糙干裂，他的眼睛因为缺乏睡眠而布满血丝，他的身体因为过度劳累而酸痛不堪。但他没有停下来。因为他知道，每停下来一分钟，就可能有一个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去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他直面了太多死亡。

有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，被母亲抱进诊所时，已经高烧抽搐了好几天。皮埃尔检查后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对那位母亲说了一些话。陆沉舟的斯瓦希里语还不足以听懂全部内容，但他从那位母亲的表情中读懂了结果——她先是愣住了，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，跪在地上，抱着孩子，泣不成声。

陆沉舟站在旁边，看着那位母亲抱着孩子瘫坐在地上的身影，感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想要做点什么，但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他只能站在那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母亲失去她的孩子。

那个男孩的尸体被带走后，陆沉舟在诊所后面的空地上找到了皮埃尔。皮埃尔正坐在一棵干枯的树下，手中握着一根烟，目光空洞地望着远处。他听到陆沉舟的脚步声，没有回头，只是缓缓说了一句话，声音沙哑而低沉：“我做这一行二十多年了。我见过太多死亡。但每一次，我还是会感到……一样的无力。”

陆沉舟在他身边坐下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”

皮埃尔抽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烟雾，看着烟雾在空气中消散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是因为，在那些死亡之间，偶尔也会有活下来的。那些活下来的，让我觉得，这一切还有意义。”

他掐灭烟头，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：“走吧。还有病人等着。”

陆沉舟跟着他站起身，走回诊所。在门口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大约十五六岁，正坐在长椅上输液。她的脸色苍白，但目光中带着一种坚韧的光芒。她看到陆沉舟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

陆沉舟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点了点头，回了一个微笑。那个微笑很淡，很短暂，但它像一道微光，穿透了连日来的阴霾，照进了他心中那个被死亡和悲伤填满的角落。

那天晚上，陆沉舟坐在铁皮屋前，望着非洲的星空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想起那个死去的男孩，想起那位母亲的哭声，想起皮埃尔说的那句话，想起那个女孩的微笑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在非洲，生与死之间的距离，比他在北京时所认为的要近得多。在北京，死亡是一件被隔离、被隐藏、被回避的事情。人们死在医院里，死在殡仪馆里，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地方。但在非洲，死亡就发生在你面前，发生在你的邻居家里，发生在你的诊所里，发生在你的怀抱里。你无法回避它，无法假装它不存在。你只能面对它，接受它，然后继续活下去。
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双手。那双曾经签署过数百万合同的手，曾经握过红酒杯的手，曾经在会议室里指点江山的手，现在布满了茧子和伤口，沾满了消毒水和血迹。他忽然觉得，这双手，现在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真实。

他轻声说了一句话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，又像是在对某个遥远的人说：“小晚，我看到了死亡。但我也看到了，在死亡面前，人们依然在努力地活着。这让我觉得，活着本身，就是一种意义。”

他抬起头，再次望向那片星空。非洲的星空，没有南极的那么璀璨，但却带着一种原始的、辽阔的力量。他望着那片星空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站起身，走回铁皮屋，躺在了行军床上。

那一夜，他睡得很沉，没有做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