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口发展得如此繁华，其实已经有些近乎于畸形的地步。

汉口自鸦pian战争后开埠通商，在这里哥特式、洛可可式、巴罗可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，设有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日五国租界。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，居全国第二位，面积仅次于上海、天津，居全国第三位，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。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，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，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，成为国中之国。

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、技术优势，纷纷来汉开设洋行，创办工厂。既倾销洋货，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，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，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。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8国商人建立银行，开办汇兑、信贷、储蓄存款、买卖货币、发行钞票等业务。这些外国银行80%建立于清末时期，少数建于民国前期，1920年达到18家。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隆、汇丰、丽如、利生银行共5家。美国有花旗、友华、万国银行3家，日本有正金、住友、汉口银行3家，还有德、俄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法国等国开办了德胜、清华、华比、义品、东方汇理银行等。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，历史悠久，业务最活跃，势力最大，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。

随着外国银行越开越多，汉口成了*经济侵略的中心，它们使外商洋行获得资金融通的便利，经营超过其本身营运资金许多倍的业务。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万两白银，1910年增加到万两白银，汉口外汇行情完全由外国银行操纵。汉口海关关税也由英国汇丰银行控制，英国以汇丰银行为海关金库。

在这个时期的汉口，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，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。以致有人声称：“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（1905、1906），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。”（注：《民立报》，1911年3月4日。）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，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。据统计，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，人数为374人，1901年洋行数为76个，人数为990人，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，人数达到2151人。除洋行外，还有许多外国商号。1905年，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，其中日商居首，有74家，英商57家，德商54家，美商22家，法商20家，俄商8家，丹商5家，比商、印商各3家，瑞商2家，葡商、菲商各1家。

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，在清末张之洞亦得到迅速发展；城市的经济功能，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。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（1890）、湖北枪炮厂（1890）、大冶铁矿（1890）、湖北织布局（1890）、汉阳铁厂机器厂（1892）、汉阳铁厂钢轨厂（1893）、湖北缫丝局（1894）、湖北纺纱局（1894）、湖北制麻局（1898）等近代企业，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%，为全国之冠（注：罗福惠：《湖北通史?晚清卷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27―230页。）。张之洞的倡办实业，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。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，年产火柴1亿盒，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。据统计，至1911年，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、民办企业28家，资本额达1724万元，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。

同时，张之洞改书院、兴学堂、倡游学，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。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，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，相继对江汉书院、经心书院、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，各有侧重，以“造真材，济时用”为宗旨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，其创办的算学学堂（1891）、矿务学堂（1892）、自强学堂（1893）、湖北武备学堂（1897）、湖北农务学堂（1898）、湖北工艺学堂（1898）、湖北师范学堂（1902）、两湖总师范学堂（1904）、女子师范学堂（1906）等等，则涵盖了普通教育、军事教育、实业教育、师范教育等层面。在“游学”方面，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。到1905年，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，居全国之冠。张之洞督鄂期间，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。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所奏：“近日中外教育家，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，半皆许为完备。比较别省所立，未有逾于此者。”（注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（五），第5165页。）如此看来，武昌能成为首义之地，并非侥幸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