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回律所，还是去我那儿？”

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那儿。”他说。

“有些事，该从头说一遍了。”

苏砚的公寓在城东二十七层。

落地窗正对CBD的天际线，夕阳把楼群的玻璃幕墙烧成一片金红。她开了两罐苏打水，把其中一罐推过茶几。

陆时衍接过来，没有喝。

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。

“我第一次见薛紫英，”他说，“是研二那年。”

苏砚没有说话。

“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，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。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，我是助理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。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，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，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。这种案子在律所是‘扶贫项目’，没有人愿意认真做。”

“但她认真做了。”

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那罐苏打水。

冷凝的水珠顺着罐壁滑下来，滴在他虎口。

“她查了三个月的账目，发现包工头不是恶意拖欠——是上游开发商压了他的工程款，他连自己的房贷都快断供了。她在庭上向法官申请追加开发商为第三人，开发商来了，案子当天调解结案。工人拿到了工资，包工头保住了房子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开发商是林建勋的大客户。”

苏砚的眉心跳了一下。

“林建勋当天晚上就把她叫进办公室，”陆时衍说，“他问她：薛律师，你知道这个开发商一年给我们律所多少顾问费吗？”

“她说知道。”

“林建勋说：那你还这么做？”

“她说：林主任，您教过我，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工人，不是开发商。”

陆时衍把苏打水搁回茶几。

冷凝的水珠在深色木质表面洇出一小圈湿痕。

“林建勋没有处分她。”他说。

“三年后，她成了他的合伙人。”

窗外的天光彻底沉下去了。

CBD的楼群次第亮起灯，一格一格，像无数正在被填满的证据箱。

“她是什么时候……”苏砚斟酌着措辞，“成为林建勋那边的人的？”

陆时衍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我曾经以为是她拿到合伙人资格的第二天。也曾经以为是那个开发商的案子之后，林建勋用某种方式‘说服’了她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今天我才知道。”

他转头看着苏砚。

“她从来不是林建勋的人。”

“她是林建勋的——证人。”

苏砚的手指停在苏打水罐的拉环上。

“证人？”

“林建勋用她七年，”陆时衍说，“不是因为她听话。是因为她手里有他无法销毁的东西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她一直在收集证据。”

窗外CBD的灯火越来越密。

苏砚看着陆时衍。

他的侧脸被城市夜光切成两半——一半被窗外的霓虹染成淡蓝，一半沉在客厅未开灯的暗影里。

“那枚硬盘，”苏砚问，“是她留给你最后的证据？”

陆时衍没有回答。

他伸出手，从仪表台上把那枚硬盘取回来。

托在掌心。

标签上那串荧光数字在公寓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安静的蓝。

20241109。

七年后的同一天。

他拨开硬盘侧面那枚被透明胶带缠绕了三圈的接口保护盖。

里面不是存储芯片。

是一张叠成极小方块的纸。

他把它取出来。

展开。

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，边缘被美工刀裁切过，没有律所标识，没有私人水印，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痕迹。

只有一行字。

用那支她惯用的、笔尖极细的黑色签字笔写的。

没有抬头。

没有落款。

没有日期。

“时衍：

监控录像我存了七年。

不是不敢交出去。

是怕交出去之后，我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城市了。

现在我不需要理由了。

对不起。

还有，谢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