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看着那行字。

很久。

他把纸条叠回去。

叠成和方才一模一样的极小方块。

放回硬盘侧面的接口保护盖里。

把透明胶带一圈一圈缠回去。

三圈。

和薛紫英缠的一模一样。

“她今晚的飞机。”苏砚说。

陆时衍没有问“你怎么知道”。

他只是把硬盘搁回仪表台。

让它继续贴着挡风玻璃。

“几点的？”

“十点四十。”

陆时衍看了一眼手机。

九点十七分。

他没有起身。

他只是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窗外那片比他来时要更密、更亮的CBD灯火。

“七年，”他说，“我设想过无数次，如果她回来解释，我会说什么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我设想过质问她。设想过原谅她。设想过不理她。”

“唯独没有想过——”

他没有说下去。

苏砚替他说完。

“唯独没有想过，你什么都不用说。”

陆时衍沉默。

很久。

“她不需要我的原谅。”他说。

“她需要的是她自己原谅自己。”

九点五十二分。

陆时衍站在机场出发层门外。

他没有进去。

隔着那扇感应玻璃门，他可以看见E值机岛第三排。

薛紫英穿着一件浅灰羊绒大衣，长发挽成利落的髻，正把护照递进柜台。

七年。

她的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，人也瘦了一些。

但背脊还是那样直。

像研二那年她在法庭上申请追加第三人时，站起来发言的那个瞬间。

柜台后的地勤接过护照，低头核对。

薛紫英等着。

她侧过头，望向出发层门外。

隔着玻璃门。

隔着三十米空气。

隔着七年三千公里、数百封未寄出的信、一枚在地下十七米藏了三年的硬盘。

她看见陆时衍。

他站在门外。

穿一件半旧的深灰大衣，没有系围巾。

是她七年前给他买的那条。

他没有挥手。

没有喊她的名字。

没有做任何她曾经在梦里设想过千百次的、重逢时该做的事。

他只是站在那里。

看着她。

隔着玻璃。

隔着七年。

隔着那句从未说出口、今夜终于不必说的“再见”。

薛紫英的唇角动了一下。

不是笑。

是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、被法官问“原告代理人，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”时，喉头滚过万语千言、最后只说出“没有了”的那一刻——

嘴角不受控制牵起的、比哭还轻的弧度。

她接过登机牌。

向柜台后的地勤点了点头。

转身。

走向安检口。

她没有回头。

陆时衍站在门外。

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检通道的尽头。

感应玻璃门开了一次。

又合上。

他转身。

走向停车场。

十点四十分。

苏砚坐在驾驶座，没有熄火。

陆时衍拉开车门，坐进来。

“走了。”他说。

苏砚没有问“追了吗”。

她只是挂挡，松手刹。

后视镜里，机场航站楼的灯火越来越远。

仪表台上，那枚硬盘还贴着挡风玻璃。

荧光标签在夜色里亮着。

20241109。

十年后，薛紫英从布鲁塞尔寄回一张明信片。

没有落款，没有地址，没有除了收件人以外的任何字迹。

明信片正面是布鲁塞尔大广场的夜景。

背面只有一行字：

“那天的咖啡，我喝了。”

陆时衍把它放进书桌第二个抽屉。

和七年前那枚硬盘放在一起。

硬盘侧面的透明胶带已经泛黄。

他没有换。

（第0220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