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县长，王家村的情况特殊，统一标准解决不了特殊问题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：“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但工业园项目市里催得紧，不能耽误整体进度。这样，下周一召开专题会，你把情况详细汇报。”

挂断电话，雷为民对王建国说：“把王家村所有资料找出来，包括历年征地情况、村民收入结构、就业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“雷县长，您这是要……”

“我要找到既保障群众利益，又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办法。”

接下来的三天，雷副县长带着王建国跑遍了王家村每一户。他们发现，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、儿童和缺乏技能的妇女。虽然补偿款按户头算不少，但要在县城安家置业、重新生活，确实捉襟见肘。

更关键的是，村民对土地的情感难以用金钱衡量。王德福带他们去看村头一棵老槐树：“这棵树是我爷爷那辈人种的，见证了五代人。旁边的土地，家家户户都有故事。现在说推就推，说走就走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啊。”

第四天晚上，雷为民在办公室翻看调研资料时，忽然看到一份关于外地“土地入股”模式的简报。

“小王，你看这个。”他指着简报，“浙江某地把被征土地折合成股份，村民按股分红，还能优先在园区就业。”

王建国眼睛一亮：“这办法好！但咱们县财政紧张，企业能同意吗？”

“所以不能照搬。”雷副县长在纸上写写画画，“我们可以把部分补偿款变成创业基金，支持村民在园区周边开小店、搞服务；同时要求入园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优先录用被征地村民……”

两人讨论到深夜，逐渐形成一套“补偿+就业+创业+培训”的综合方案。

然而，在周一的专题会上，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。

“雷副县长，你的方案听起来美好，但操作难度太大。”财政局长首先发难，“补偿款变创业基金，谁来管理？亏了算谁的？”

“企业招聘有自主权，我们怎么能强制要求他们录用特定人群？”经信局长也摇头。

“工业园建设工期已经排定，耽误一天损失几十万。”分管副县长敲着桌子。

县长听完各方意见，看向雷副县长：“为民同志，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要考虑现实可行性。”

雷副县长站起来：“各位，如果只考虑工期和程序，我们当然可以按现有标准强制执行。但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是三十几户人家对政府的失望，是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，是我们这些干部被群众戳脊梁骨！”

他走到会议室前方，打开投影仪：“这是我调研时拍的照片。王德福老人抗美援朝时失去了一条腿，他的勋章和奖状挂满了整面墙；这位王大娘，丈夫早逝，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，全靠三亩菜地；这个叫王小雨的女孩，今年高三，她告诉我，最怕的是考上大学后，家乡没有了……”
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搞工业园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！如果为了一个工业园，让一部分百姓生活水平反而下降，那我们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”

雷副县长调出自己设计的方案：“我的方案确实会增加工作量，但我算过，补偿款转创业基金部分可以由县国投公司代管，聘请专业团队指导村民创业；就业岗位不需要强制，我们可以给录用被征地村民的企业税收优惠；培训费用可以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……”

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。最终，县长拍板：“为民同志，给你两周时间，完善方案，测算具体成本，同时做好群众工作。如果可行，我们特事特办；如果不可行，必须按原计划推进。”

散会后，王建国担忧地说：“雷县长，两周时间太短了。”

“所以我们必须抓紧。”雷为民目光坚定，“今晚加个班，把方案细化。明天我再去王家村。”

接下来的一周，雷副县长和王建国几乎住在办公室。他们带着方案多次征求村民意见，不断修改完善。同时，他私下联系了几家已确定入驻工业园的企业负责人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