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借银行的。还三十年。”

老周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三十年。”他把筷子搁在碗沿上，“人忙到吃不上一口热饭，那是忙反了。”

他拿茶盖拨了拨碗面，顿了一下。

“我家婆娘做的蛋烘糕。红糖馅的，一个铜板三个。面要发透，蛋要打到起丝，油用菜籽的。一个灶一口平锅，站半天卖不了几个钱。”

“但好吃。”

“当然好吃。”

“那边也有蛋烘糕。满大街都是。但不是这个味。”

“咋个不是？”

“甜得齁。面是死的，蛋味也不对。没有酒酿。”

老周头看了他一眼，像是头一回正经打量他。

“你吃得出来有没有酒酿？”

“我嘴没那么笨。”

老周头没说话，端着碗想了一会儿。

角落里忽然有人开口了。

“给他嘛。”

吴岭愣了一下。

刘师傅没看吴岭，看的是老周头。

“人家带了吃的来。”

老周头看了刘师傅一眼，又看了看吴岭。

“桔子是桔子。方子是方子。”

他把茶碗搁在桌上，朝台子那边抬了抬下巴。

“想要方子，先上去讲一段。讲好了，给你。讲不好，下回再来。”

刘师傅嘟囔了一声，像是要替吴岭说情，但老周头没给他机会。

“你爷爷每次来都上台。你来了几回了，上过几次？”

“...一次。还翻车了。”

“那就再上一次嘛。”

“讲啥？”

“你自己定嘛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以前棉花街那边有个说书的，叫张锡九。你听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个人一拍醒木，连巷子口卖花的都不走了。前排座位留给几个老先生——五老七贤，你不懂的，他们不到，张锡九不开嘴。”

“那么大的排场？”

“不是排场。是规矩。”老周头看着他，“你爷爷听过他讲书。回来跟我说，好的说书人不是嘴厉害，是他讲的时候你忘了自己在听。”

张锡九在前头，爷爷在后头，吴岭看了一眼台上的醒木。

“行。我上去。”

老周头端起碗，刘师傅在角落把铜钎子别回耳朵上。

吴岭走上台，拿起醒木。

台下坐着十来个人，不算多，但比上次来的时候强。

“今天不说古。说个人。活的。就坐在你们中间。”

他朝老周头那边点了一下头，老周头的茶盖停了半秒。

吴岭没等他反应，直接往下走了。

“这个人啊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这间茶馆。堂倌还没起他就来了。自己掀帘子，自己烧水，自己泡茶。等堂倌到了一看——老爷子又比我早。”

棋盘那边有人笑了一声，老周头没动。

“三十多年了。你们想想，三十多年是多久。外头城门改了名字，街上跑的从轿子变成了黄包车，对面巷口卖馄饨的换了三家。他没挪窝。就这张椅子。就这碗三花。”

“你问他坐这儿干啥。他不说。你问他等谁。他也不说。茶盖一斜——续水。茶盖一正——不动。一坐坐一天。”

吴岭放慢了。

“你们别以为他在发呆。这个人眼睛比哪个都毒。门口有人来，影子还没进门槛，他就晓得是生客还是熟客。熟客他不动。生客，他会多看一眼。不是防着谁，是替这间茶馆看家。”

“他替这间茶馆看了大半辈子的家…有人说他是旗人家的账房——”

“不对。”

老周头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茶馆里本来就安静。

吴岭停下来看他。

“我不是旗人家里的。”老周头端着碗，“我是旗人。正白旗。满洲。”

棋盘那两个人的手停了，堂倌靠在柜台上没动。

“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入的川，分到成都驻防。少城。旗饷领了几代人，到我这里断了，不是不发，是不够活。”

他喝了口茶。

“账房是后来做的。不做账房吃不上饭。旗人饿死不能出去做工，这是规矩。做账房不算做工，算帮忙。”

“那你家里人呢？”

“老婆子还在。做蛋烘糕的就是她。儿子——”他停了一下，“走了。”

“走了是...”

“就是走了。年轻人待不住，往重庆去了。十几年没回来过。”

老周头端碗的手很稳，语气也稳。

唯一的特殊，就是“走了”这两个字他说了两遍，声调都不一样。

“我在这个茶馆坐了三十多年。最早来的时候...”他看了看门口的方向，“你爷爷还没来。”

“后来来了个人，头发没白。比你现在还年轻几岁。第一天坐了一下午，三碗茶。什么都没说。第四天带了一包糖。圆的，硬的。”